“两袖清风廉太守，一泓秋水古徐州。”壬辰年冬，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思卿来漳州视察，听到南靖庄亨阳乾隆年间任徐州太守的勤政为民、廉政奉公的事迹后，挥毫题写了这副对联，以示敬仰。
《中国人名大辞典》载：“庄亨阳，清，南靖人，号复斋，康熙进士，乾隆知徐州府。居官刚直，不畏强御。在徐三年，两遇大荒，勤赈事，寝食皆废，迁淮海道副使。有秋水堂集，河防算法书。”庄亨阳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中进士，历任山东维县知县、国子监助教、徐州知府、淮徐海道按察副使、吏部检封司。
庄亨阳不仅是一位勤政廉明的名臣，也是一位“根柢六经”的闽南理学卓越学者。他以丰厚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与西方新兴科学知识融合起来，在中国数学史、中国水利史及中国天文史书写了灿烂篇章。他的著作《秋水堂集》，共计十二卷，其中诗文八卷、算学三卷、历法一卷。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有事关国家兴亡，百姓安危，地方兴革，风俗教化的真知灼见，也有对数理天文精蕴的明白浅显阐释和独特见解。诸多诗文题材广泛，意境深邃，情感真挚，文采斐然。《秋水堂集》是一部极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科学价值和闽南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献。
乾隆六年(1741年)十一月，庄亨阳任徐州知府，过二年，升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时，正值淮河水涨，仍岁水灾。故而，清廷“特遣阁部大臣率同治河官，谘度形势，务得要领，为长久计”。
面临徐州水患，庄亨阳作为徐州地方长官如何作为？《清史稿》是这样记载：庄亨阳“迁吏部主事，外补德安府同知，擢徐州府。徐仍岁水災，亨阳相川泽，谘耆民，具方略，请广开上游水道，以洩异涨，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施工而石林決，沛县城将溃，民竄逃。亨阳驾轻舸行告父老曰：‘太守来，尔民何往？’亲率众堵筑，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两遇大荒，勤赈事，几不睱眠食。”在洪水大灾来临，身为徐州太守亲临现场，勘察灾情，安定民心，身先士卒，率众堵筑，几乎不顾自己进食与睏眠，与民众奋战七昼夜，终于筑堤护城，避免水淹城溃之灾，救民于水患之中。庄亨阳非但身先士卒，不畏艰险，现身危难，指挥有方，制服洪灾，更重要的是他勇于担当，谋事长远，深入民间，博询曹民，躬身视川，悉其利病，谋求根治淮徐水患长远之策。
“抱仁民之心，具济时之略”，庄亨阳抱定这种信念，决心当个“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大人君子”，发誓“断不能尸位素餐，致上有负于君相之知，下有惭于百姓之望”。于是，他深入民间，细察民情，“数月以来留心讲究，考图籍，访舆言，似有以得其要领。又复沿河上下登高肆望，揽其形势利害，更为了然”。他深入民间，了解舆情，实地勘察，科学分析，庄亨阳了然于胸，接连写了《河防说一》《河防说二》。在《河防说一》，庄亨阳开宗明义，大胆地指出徐州水患之主要原因：“徐州所属致灾，皆黄水为之。昔鞒文襄公，以为徐州黄河之北，逼近运河，黄水可以南泄，不可以北泛，故于河之南岸开毛城埔一百二十丈，又开天然闸三丈六尺，以泄汎涨，保运道，全徐州，意至深法至美也。自乾隆三年，毛城铺闭，水势无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闸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势过猛，闸下引河狭小不能容纳，两堰溃决，铜山之西乡，萧县之东北南三乡，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宁，又因洪泽湖水满，倒漾不得宣泄，以至淹没。”找出徐淮水患之成因后，“亨阳通算术，及董河防，推究高深测量之宜，上书当路”。（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其书曰：“总之，今日水患弊只在一壅字。毛城铺壅，而徐州坏，天然减水坝壅，而上江之凤颖泗坏。三滾坝壅，而淮、扬之上下河皆坏。观去岁临淮之城浸，以古沟决而甦。高宝之地淹，以三坝掘而退。兴盐之民溺，以范公堤开而免。此其明效大验也。究其所以致患之由，及所以免患之故，则今日治水之策，唯有仍靳文襄之旧贯，而不必別置一议者。至于兴盐之地本属锅底，但须于受水两旁陂而泽之，然后徐导使入海，所弃无几，而所全实大矣。”（见《秋水堂集-河防说二》）
然而，一项关于淮、徐民生之根治水患的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提出至实施，尚有崎岖之路矣！这里，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有涉及官场潜规则，甚至既得利益问题。当时，“河员皆讳言黄水二字，职府索性愚直”。
鉴于此情此状，庄亨阳以“皇皇拯民于难，若病之在身”之情怀，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抵挡官场种种风浪，连连写《河防说一》《河防说二》《上德制合》《再上德制军书》《上纳公》《上陈中堂》《再上陈中堂》《上按察司陈》呈报上司直至朝廷。他反复强调“除害贵绝其原，兴利当举其要”“兴利贵于因时，除患务在探本”。他严正地疾呼：“毛城铺未闭以前，宿虹盱泗末闻频年告灾。自毛城铺既闭之后……而徐州所属无岁不灾，无灾不赈，费朝廷数十万之帑金与数千万斛之糟米。百姓虽得苟延残喘，幸免流离，而疮痍既深，元气难复。人情苦则轻生，穷则为盗，窃劫之案日恣月积，不识将来何所底止。”
北宋苏辙《上皇帝书》言：“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庄亨阳说，“官为民，乃天职。”为去民之患，解民之忧，庄亨阳以百姓之心为心，顶着压力不断上书直至中堂大人，痛陈立项根治淮、徐水患之重要性、紧迫性。笔者通读庄亨阳之“上书当路”，对其“为民去患”之真诚和执着，深深打动。庄亨阳这颗为民之心，就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追寻之“古仁人之心”。下面节录几段庄亨阳上书之原文，以证之：
“亨阳以迂儒下吏，辱蒙阁下国士之知……自惟不德，累及黎民，尸位素餐，将何以报皇恩，而答知己。是以半载以来，遍历河干，审察形势，访耆硕而谘官僚，早夜讲求，颇得其所以患水之由，及所以御水之法。于七、八月间密禀督抚二宪。近高周二大人奉命南来，啟救目前之灾荒，永除将来之水患。卑府亦曾以除患之策上陈于周，然亦未免惑于浮议。夫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末及燃而谓之安，未有已燃而犹以为安者。及今而不知变计，则下殃百姓，上累国家，其祸将靡所底止矣。”
“职府守兹土牧兹民，既笳所以致灾之由，复有所以弭灾之术，而言无听，倡无和，忧愤悲哀无所宣泄，孟子所谓求刍牧不得，立而视其死者，正职府今日之谓。非大老爷，孰可以此言告者乎！”
庄亨阳一方面极力上书陈诉永除淮、徐水患之重要性、紧迫性，力争朝廷重视与支持；一边凭藉徐州之力，依靠百姓的支持，组织当地民力财力大兴水利。在徐三年，庄亨阳带领徐州人民修筑南四湖、黄淮堤防，扩大中小水库库容，并修金沟、境山等数十座水闸，清理黄、沐、汴等河道沙障，拓宽运河狭窄地役。同时，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开挖疏浚渠道；兴建涵闸配套工程；种植防沙林，并修筑月堤、格堤、遥堤和缕堤。
庄亨阳抱着“皇皇拯民于难，若病之在身”的思想，涉水临泽访耆勘灾周查分析了洪水泛滥的原因是河床淤积，水流堵塞，采取了广开上游水道引水入湖入海，排雍泄涨的科学主张，同时还身先士卒，遇危不惧，带领百姓护堤堵筑，和洪水作斗争。经过一系列的措施，“百余年积患一且免”“故数年来未有今日之乐者”，淮、徐、海道的百姓无不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