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文 弘 艺 供图

任铭善先生是一位学术大家，早年曾长期执教于之江大学，在学术方面造诣颇深。

“七七”事变爆发后，著名学者王元化一家从北京逃难到了上海，王元化那时还是一个少年，正是需要学习的时候。母亲怕王元化耽误了学业，就托老朋友请任铭善先生教王元化中文（之江大学当时迁到了上海），任铭善先生同意了，于是，王元化便每周三次到任先生的住所上课一小时，跟任先生学习中文知识。

任铭善先生的课在之江大学是很有名的，因为他讲课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一点，王元化早有耳闻。但在他到任先生家上课之前，他想：任先生面对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又是在他家里，想来讲课一定会很随便吧！但第一次上课，王元化就发现自己想错了，任先生在为王元化讲课时，就和在大学课堂里面对众多学生一样认真。王元化回忆道：“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课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他是很讲原则的，上课时，从不跟我讲闲话。”

任铭善先生对王元化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王元化有时迟到或者缺席，任先生都很生气，并对王元化进行批评和责备。王元化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从忆定盘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并将此事向我母亲诉说。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条，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后，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脸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发音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任铭善先生在学术上认真的另一方面表现，表现在如果发现了某人的学术观点不正确，他就会当众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丝毫不怕得罪对方。王元化记述道：“（上世纪）50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学任教务长时，一心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律己严，而且也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曾在别人上课时去旁听，发现讲解有误，就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直言说出，以致使对方感到难堪。”的确，这样的做法是有些让人下不来台，但这正是任先生为人认真、胸怀坦荡的一面，诚如王元化所理解的那样：“我能够理解任先生的性格。我相信，任先生这样做，丝毫没有扬才露己、贬损别人的成分，他比那些貌似谦逊的伪善者心地要善良得多。”

任铭善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他的认真，表面上看上去有些迂腐，常常还会得罪人，但实际上是真性情使然。也许正是这种认真精神，才成就了他一生的名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