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浪屿日光岩的荫影中，一栋三面环山、红砖砌就的别墅静默如谜。这里曾是东南亚“糖王”郭春秧（1859—1935）的避暑居所。他曾站在三层露台上，平视厦门湾全景及鼓浪屿红屋顶建筑群，望着九龙江入海口的潮汐吞吐鼓浪，奔涌入海。从母亲河九龙江开始，郭春秧在漳州、厦门、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重要贡献和商业活动，在地理上产生了紧密联系。

郭春秧出生于福建海澄县桥头村辽东社（今属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父亲早逝。1875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抵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梭罗埠，到伯父郭河东的制糖厂当学徒谋生。1895年，他接任糖厂经理，大力拓展糖蔗种植面积，引进欧洲先进设备，扩建制糖厂，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经过几年拼搏，“春秧公司”分厂遍布荷印所属各埠，成为继黄仲涵经营的“建源公司”之后又一个能与荷兰人竞争的糖业公司。

郭春秧跃居南洋四大糖商之一后，没有忘记家乡的经济建设。他把开设农场、种植甘蔗和果树、附设糖厂制糖的经验带回了家乡。先后在东孚乡的水头、角美的田边、江东的郭洲、海沧的洪坑办了4个农场和附设糖厂，其中就包括现在的国营厦门第一农场。而田边农场更率先在闽南使用机器生产赤砂糖、白糖和冰糖等产品，日榨甘蔗80吨，年产食糖5000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糖价暴跌，郭春秧坚信战后需求会回升，逆势坚持生产，最终在战后糖价反弹中巩固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并开始在厦门、香港和台湾拓展事业。1919年，他投资6万银元，在厦门开设“大通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来，又参与鼓浪屿的开发建设，建造了日光岩南麓的晃岩路70号别墅。他填海造地，兴建骑楼店屋，以自己的商行名“锦祥”命名街道，后成为岛上繁华的商业街区。1921年，他投入巨资，在香港北角发电厂旁填海，原计划兴建糖厂，但因省港大罢工和糖价暴跌，转而开发房地产。他建成40幢相连住宅（俗称“四十间”），吸引福建移民聚居，形成“小福建”社区，成为闽南华侨涉足香港房地产业的先导。

1931年春，郭春秧计划到台湾办糖厂，因当地糖业被日本控制，转向茶叶贸易。他到台湾西北部投资开辟茶园，在台北大稻埕设立茶厂，推广轻发酵的乌龙茶“包种茶”，进而在淡水镇、厦门开设茶行，并与鹿港辜家等台湾望族合作，参与筹组“华南银行”，促进资金流通。除了自产自制自销外，郭春秧还向茶农收购茶青，向厂家收购粗茶进行加工精制，生产红茶、乌龙茶和色种茶。他创办台北茶商公会，担任首任会长，在当时台北每年出口的20万箱茶叶中，他的份额能占7万多箱。

1933年，港府为表彰郭春秧的贡献，命名了北角的“春秧街”。1953 年，电车线路延伸至香港北角，叮当车总站成为春秧街的一部分。叮当车碾过青石板路，闽南乡音混着电车铃声，糖水道与北角道交会处数百间店铺次第生长，勾勒出“电车市集”这一香港地标。作为鼓浪屿、北角填海及地产开发的主导者，郭春秧演绎了商业智慧与时代命运交织的传奇，深刻影响了东南亚、香港、台湾的经济与文化。然而，他的故事交织着殖民时代的机遇与风险。晚年的他，因糖业崩盘，长子郭双蛟去世，心力交瘁，于1935年病逝。此后，三子因争产产生激烈纠纷，原本在印尼、台湾等地经营的糖业、茶业及地产业务逐渐瓦解，在香港北角与兄弟共同创建的月园游乐场也因经营不善被出售，只留下北角的春秧街、鼓浪屿的别墅（现聆海酒店）、锦祥路成为城市历史中的印记。

红砖房、石板路、填海地化作闽南人的栖居之所，见证了近代华侨开发城市的家族贡献，塑造着移民社区的文化和生活，也体现了在家乡助学兴教近代化的深刻努力，传达着“过客”与“根”的复杂情感。走南闯北的郭春秧，带着世界先进的制糖技术回乡推广，布局实业，同时设立孔圣大道会，开展济贫、送医、铺桥、造路、捐资办学等善举；还为抵御海潮侵袭，引进种植南洋高大红树林树种于海岸滩涂，形成绵延数千米的防护林带，保护堤岸的整体生态。这位从九龙江游向南洋的弄潮儿，自己承受了海风的咸涩，最终让故乡与现代城市的脉搏同频，使今天的家乡依然在全国糖业、茶业行业中保留着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