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历时13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将在今年基本完成。据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270余万部1.8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迄今全国已有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60万页。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总量已超过3.3万部1500余万页，国家图书馆超过2/3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在此过程中，有些“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也有些“命悬一线”的古籍失而复得。

近年来，在古籍普查工作者的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而他们也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任放在心中。例如，在距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西北约140公里的格咱乡境内，金沙江支流岗曲河畔的千仞绝壁之上，就曾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天然洞穴——纳格拉洞。2010年，几位上山采药的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它，从此打开了一个“封印”百年的“秘境”大门。在这悬崖之上、人迹罕至的岩洞里，竟藏着数千页珍贵的藏文佛典。迪庆州图书馆考察队先后两次进入纳格拉洞考察发掘，共抢救出藏文佛经2285页。

世人皆知，北京地区古籍收藏历史悠久，收藏数量庞大，很多古籍收藏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民国。不过，许多古籍都收藏在基层单位，缺乏专业人员进行登记、鉴定。近年来，设在首都图书馆的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了“流动办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开始了大海捞针似的古籍“发现之旅”。据有关信息披露，这个“普查小分队”在长达13年的探寻过程中，曾有过不少出人意料的发现。

比如，他们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就发现了乾隆时期珍贵的内府藏书——《班马字类》。《班马字类》在清代的用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字典。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它上面盖着几个乾隆皇帝的玉玺印章——“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八徵耄念之宝”。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极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他才会盖上这几个“戳儿”。凡是同时动用了这几个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皇帝自己的“私家书库”——天禄琳琅里面。所以说这些古籍既有珍藏和保护的重要意义，也具有极大的文化传承和时代意义。

古籍是承载民族文明的结晶所在,它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资源,同时也由于其不可再生性资源特点使得古籍保护管理工作有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和光环。当前古籍保护和文化传承价值发挥面临诸多困境,所以注重古籍保护,促进文化传承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更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今天，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这些古籍，已经成为新时期图书馆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们知道，历史文化典籍所承载的是古代的文明，包括历史变迁，文化的发展传播，科技的进步，经济模式的转变，医学的发展，艺术的传承脉络，宗教的流传，文学的各种面貌，市井百姓的生活状态，几乎包罗万象。从那些典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文化的变迁脚步，这些都反映在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的名片，同时也是民族发展繁衍的基因图谱。这就是历史文化典籍之所以传承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很独特的，重视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典籍，是所有人类共同的责任。

而从传播学角度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而言，古籍整理工作的目的其实就包括了保存和传播两个方面。其中将传统文化典籍在当代向大众进行传播为最高目标。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就提到大众传播的功能有三个：监视环境、协调社会、文化传承。由此可见，整理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传播其实是兼具这三种功能的。所以说，通过整理传统文化典籍，为的就是实现文化传承服务,同时通过考查时弊, 利用典籍文化精神修正时弊，更好地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最终起到协调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