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继中文集》的著述中，大体上可以看到林先生潜在的学术倾向，他是具有从事朴学、实证之学的学术能力的，但同时，他的文字有着抒情的审美的意味，而他的文字内部，更呈现出逻辑的艰辛与思辨的紧张。林先生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出发，融贯中西，汇通古今，创辟新境，所谓“一生二，二生三”。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此种自觉与自由，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他说:“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放眼寻求传统文论的生长点》)只有这样创“新文化”的目标和视野，才是激发他通过“文化诗学”来表达的学术壮心的原因所在。

这些年来林先生在学术文化界“否定之否定”的潮流及其难免遭遇的糊涂中，就有了一般人不具备的大度和明白，这也许又得力于他所享受的开放的盛唐时代及其精神吧。我想，林先生创辟新文化的目标和视野，正得力于他的此种关乎家国、关乎天地的心智和情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感应，并由此表现为他在治学为人中的特别的风度和风采。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本组现场照片由本报记者 沈小琴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