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继中文集》的著述中,大体上可以看到林先生潜在的学术倾向,他是具有从事朴学、实证之学的学术能力的,但同时,他的文字有着抒情的审美的意味,而他的文字内部,更呈现出逻辑的艰辛与思辨的紧张。林先生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出发,融贯中西,汇通古今,创辟新境,所谓“一生二,二生三”。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此种自觉与自由,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他说:“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放眼寻求传统文论的生长点》)只有这样创“新文化”的目标和视野,才是激发他通过“文化诗学”来表达的学术壮心的原因所在。
这些年来林先生在学术文化界“否定之否定”的潮流及其难免遭遇的糊涂中,就有了一般人不具备的大度和明白,这也许又得力于他所享受的开放的盛唐时代及其精神吧。我想,林先生创辟新文化的目标和视野,正得力于他的此种关乎家国、关乎天地的心智和情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感应,并由此表现为他在治学为人中的特别的风度和风采。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本组现场照片由本报记者 沈小琴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