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学人的风谊、操守，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怀念老一辈学人，因为在当下这样一个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老一辈学人的那种精神气质已经成为绝响，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回忆性的文字，来感受这种已经稀缺了的精神资源，感受那一代学人的精神风采。最近读到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对前辈学人林增平先生的回忆，文中讲述的两件关于林增平先生的“小事”，颇能体现林增平先生为人的操守及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令人顿生敬慕之心。

近年来，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新闻：有一些老教授，借着带研究生的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本是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论文或著作中强行署上自己的名字，作为研究生本人，因为涉及毕业等问题，也不敢反对，只能忍气吞声。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不良教授相比，林增平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对于身边的年轻人，林增平先生总是极力提携，把许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培养年轻学人的身上。孔祥吉先生谈到的一件事，就很具有代表性：1981年，孔祥吉先生从人大毕业后，开始参加《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工作，孔祥吉先生就是从那时开始与林增平先生认识的，因为林增平先生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稿件，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名家学者撰写的，每篇都有确定的署名，但全书封面主编的署名，按照最初的约定，是由五名编委轮流署名的，每卷署两个人的名字。这样一直出版了三卷，都是按照这个约定办的，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可是呢，1985年夏天，第四卷审稿结束时，需要确定第四卷封面主编的署名问题了，大家都认为按既定的方案办即可，但林增平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过去的几卷，我们这些年长的编委，每人都署过一次名字。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可否从第四卷开始，主编署名以老带新。署名不要忘了年轻人嘛。”这个方案提出来后，得到其他几位老编委的一致同意，都觉得应该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于是，第四卷的封面主编的署名，就变成了苑书义和潘振平；而孔祥吉和郭汉民则分别成为第五卷和第六卷的封面主编之一，这几个人都是年轻人，这件事，成了学术界以老带新的美谈，而林增平先生热心提携后人的精神，也被学界传为佳话。

众所周知，学问这种东西，不能掺杂任何功利色彩，一个功利心太重的人，是搞不出像样的学问来的。因为只有心无旁骛地潜心于学术事业的人，才能在学术上达到一种令人仰望的境界；而那些醉心于功名利禄的人，已经不是纯粹的学人了。林增平先生就是一个潜心于学术研究、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的学者。孔祥吉先生讲述的另一件事，就是极好的佐证：林增平先生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权威。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便受邀担任了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了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将林增平先生署为第一主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先生却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极力要求将别人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先生曾与孔祥吉先生谈及这件事，他感慨道：“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先生的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孔祥吉先生由此感叹道：“这件事很令我感动。林先生在名利面前退避三舍的故事甚多，早在史学界传为美谈。尽管其人已驾鹤西去二十多载，可是一提及此事，史学界无不敬佩林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

相对于林增平先生巨大的学术贡献，以上的两则小故事，在林增平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两件“小事”，但一滴小小的露珠，却能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来。通过这些“小”事，却能看到林增平先生为人方面的“大”来，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急功近利、喧嚣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这种人格之大就更加弥足珍贵，诚如孔祥吉先生所说的那样：“林增平先生一生谦虚谨慎，忠厚仁慈，将自己一生心血专注到教育事业上，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史学英才……一提起林先生，没有一个不感念他学术之精深、人格之高尚的。”

林增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