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范围内众志成城，正在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展开鏖战。其实，尽管疫病形式多样，但我国古代早就有针对性的研究，笔者珍藏的一套《疫证治例》（见图）便是很好的证明。

这套《疫证治例》为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木刻版线装本，尺寸25.4厘米×15.8厘米，全套5卷，作者为朱兰台。从扉页可见，该书为“光绪壬辰夏易知堂藏板（版）”，卷一主要由“序言四首（则）、凡例十五条、疫病论”组成，其余各卷则多对疫病、六经治例、瘟病治例以及多种疫证、杂证等内容展开记述，并附若干医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创制了芦根方等有效方剂，加以详尽记载。从整体上看，除一、三、五卷页边略有少许缺口外，本套书印刷精致，内页干净，字迹清晰，保存完好，颇为稀缺。

朱兰台，字增籍，号太廓子，湖南湘乡人，生活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作为一名医家，他从医不背古亦不泥古，能于经典中取其精，用之于临床得之妙。他广采百家之长，自辟蹊径，结合实践，集三十年经验撰写的《疫证治例》，见解精辟，芦根方疗效显著。其所处的时代正值疫病多发，患者求治，他多先行述解，不动辄用寒凉之药，以免掩遏邪气。经其诊治，轻者随愈；重者必出此入彼，看邪道在何经，按经用药，亦可切中病情。如是种种，不难看出，朱增籍堪称是一位善治疫病的专家。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疫情发生在周代。根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金史·哀宗纪》中记载，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天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不难发现，就死亡人数看，这是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疫病。《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可见大量人口流动是疫病传染的重大诱因。

人类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秦代律法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唐朝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宋代对防疫和治疫尤为重视，用“煎水”来消灭疾病源头、教导儿童上厕所要除掉上衣、在杭州城设立专门的收粪人等；而清代的康熙皇帝，则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

从古至今，防治结合对疫情的控制极为重要。我们坚信，在国家安定、国力强盛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这一场疫情阻击战必将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