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风气颇有趋于两端之向。有些学者注重校订考证或微观研究，另一些学者则注重理论探讨或宏观论述，前者往往觉得后者空疏浮浅，后者则常常不满于前者的琐屑凡庸，各执一偏，龃龉难合。其实学术史早就昭示我们，上述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学术事业必不可少的，健康的学术风气应是两者的并存共荣和有机结合。

林继中的研究正体现了这种优良的学风。之前读过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当时觉得耳目一新。因为它以十四万字的篇幅对中唐至北宋近四百年的文学史进程进行论述，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但它绝不像许多所谓宏观论述那样，或标新立异而没有确实的材料依据，或把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框架到处乱套。由于此书内容与我本人的研究兴趣相重合，我对书中论述杜甫如何被人选择为诗歌典范的部分印象尤为深刻。我觉得林继中对杜诗性质的认识是入木三分的，对宋代杜诗学之演变过程，尤其是杜诗宋注与宋代诗坛风气之关系，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却又鞭辟入里，精义迭见。当时就觉得这种细密的、脚踏实地的论析在宏观论著中是很少见的。读了《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后，方知道原来作者对杜诗宋注下过如此深透的功夫，厚积薄发，就势必游刃有余了。在这层意义上，林继中的两本书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其价值已溢出于著作自身。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