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说研究的文化，不是学界经常讲的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引入文化，而是说研究本身所呈现出的文化，更深层则反映的是研究者的学识、才气和情怀。

学识是由学与识两个部分组成，古人讲学养，今人讲知识积累与结构。林先生之学基础在杜诗学，他的出道之作也是成名之作即其博士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为传统的辑佚校勘考证之学，足见林先生入学即正，传统之学功力深厚。林先生的杜诗研究、唐诗和文学史研究，都表现出极强的理论性和逻辑色彩。一般而言，古代文学研究者都会具备一定的学识，不同者过多或少、或高或低而已。然而才气却不同，未必人人具备。如果说学识主要体现在判断力和洞透力，才气似乎表现在文学的感悟、理解和想象。读林先生文集，他的文章著作，虽非才华外放、飞扬跋扈，但林先生文章文思之开放，文情之浓郁，都难掩抑其才情。

情怀是文章之外事，却也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走向与程度。作为当代的人文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著述，未必一定直接联系家国大事，但胸襟怀抱一定要有。林先生的论著都表现出“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孟泽《林继中文集总序》）这段话概括地指出了林先生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情怀，这样以研究作为理解传统文化、追求人类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情怀，在当代学者中已然不多了。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