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在自己的书中，他对一些教过他的老师进行了深情的忆念，有一位谢老师，他更是敬仰有加，两人多年来的关系十分密切。

作为文化学者，林贤治经常为别人的书写评论。因此，照理说，当林贤治一直敬重的谢老师请林贤治为自己的书写一篇评论的时候，林贤治应该二话不说就写；但实际上，林贤治却拒绝了为老师的书写评论的请求，并因此伤了老师的心。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林贤治是一直希望晚年的谢老师能在书籍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的，而且经常为谢老师提供方便，但事情的发展却事与愿违：“我总认为，谢老师应把吟诗作赋当成余事，而把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正事’做出来……他根本腾不出时间做计划中的事。为此，我曾劝他减少外出开会活动，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他哪里听得进去，总是以‘身不由己’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我就建议他做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有所动心，无奈那结果，还是‘身不由己’……即便是诗词写作，我也仍然希望谢老师珍惜过往几十年艰辛的人生经验，写出有风骨的作品……我总是希望谢老师最大限度地发挥他固有的光和热，然而，他太浪费自己了！”

大约2000年，师生二人见面时，谢老师告诉林贤治，说他打算编一本个人作品集，在当地印刷，并嘱咐林贤治为他的作品集写评论。林贤治不太赞同老师的这一做法，返回广州后，便给老师写信，希望老师不要急于出书，等过几年各方面条件成熟了，争取在出版社公开出版。

可谢老师没有听林贤治的意见：“他听不进我的意见，书不多久就印出来了。后来得知，他是为了庆祝阳江市成为‘诗词之市’大型集会的召开而赶制出来的。”这样的一本书，当然不是林贤治所希望看到的作品：“我收到他寄赠的《作品选》，拜读之下，新旧文学并陈，未免驳杂。所谓‘风雅颂’，颂诗多而风雅少。其中，使我最不满意的是，书前合影品题的篇幅过大。我希望见到的是一个‘布衣文本’，及阅后，不禁感到为难，不知应当如何表达我的观感。”

这件事让林贤治颇感为难，从情理上说，他理应为老师的书写上一篇评论，但他又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不愿意说那些虚假的恭维话。于是，思考了一些天，他还是决定拒绝老师的要求：“如此踌躇了十余日，不得已，终于拨通谢老师的电话。显然，他对我的迟迟回应深为不满，待我刚刚说起书前的影页时，竟盛怒难禁。对话中断了……此后，我还曾两次在广州见到谢老师，执弟子礼一如从前。而他仍然不忘提及评论，表示深切的期待。”但林贤治最终也没有给老师的这本书写评论，的确是伤了老师的心。

拒绝为自己老师的书写评论，这种做法看上去显得无情无义，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林贤治先生的个性，看到了他对学术问题的严肃态度。老师的恩义是一回事；学术问题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淆。林贤治拒绝为老师的作品写评论，是一种学术上的坚守，这种坚守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林贤治慨叹道，“我写下的书不下数百万字，而小小评论，居然无力完成！‘吾爱吾师’，谢老师却不能理解，其他人更不可能理解。”